必威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周繇在吉林省图书馆举办《东北森林生态》摄影展览。新华社记者周长庆摄
中科院院士王文采(左)正在听周繇介绍他的《长白山植物资源学》书稿内容(资料照片)必威。受访者供图
从青葱岁月到华发丛生,他殚精竭虑,踽踽独行,风餐露宿,周游在植物王国中,求索于崇山峻岭间,把全部心血献给了植物科研事业。
一生都在做基础性学术工作,他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一直坚持常态化野外科学考察,足迹遍布白山黑水大草原,每年至少在野外工作180天以上,整个行程几乎绕地球转了一圈。
他用相机记录下植物形态,建立了我国长白山区最大最全的植物图像库;他用精美而专业的45万张数码图片,9部、总高1.3米、总重110斤的学术专著,构建起基础性的植物研究体系,为东北地区的植物分类留下珍贵系统的影像记录和权威解读。
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颁奖词用这样一句话称赞他的成就——“六旬教授40余年野外科考,助力长白山植物文化研究”。
他是周繇,音同“周游”,“繇”即“草木旺盛”之意。他原名叫周成武,而立之年改名周繇,既为追寻和欣赏野生植物的“草木旺盛”,还向往和享受“周游天下”的感觉。
1962年,周繇出生于长白山区的吉林省通化市鸭园镇西热村,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六。
儿时的困窘,难以尽数。姐姐饿死,妹妹辍学,父亲也为了供孩子们上学拖病不治而故去。
周繇小时候常常上山采山菜、挖药材来贴补家用,与各式各样的野生植物打交道。他借来村里“赤脚医生”的中药书,认识了许多植物及其作用。“用细辛全株治疗偏头痛,用白头翁的根治疗痢疾……那时候,有点毛病自己就处理了。”
但那时中药书里的植物都是线描图,周繇心想,要是有彩色图就好了,哪种药材一看就知道是啥样。周繇还爱看“小人书”,印象最深的是《沈括》,他立志要学习沈括,长大当个科学家或文学家,著书立说、贡献社会。于是,他逐渐萌生了一个愿望:能不能写一本书,用彩色的图画或照片把长白山里的植物都展示出来,同时记录它们的用途,让人们采集植物和使用时有所依据。
1980年高考,周繇考上了通化联合大学生物班(办学地址在通化农业学校)。后来,一次实习更加坚定了他与植物打一辈子交道的决心。
那是1982年9月,周繇跟随吉林省抚松县植物专家孙域久到长白山西坡漫江一带进行野外考察。
长白山是亚洲大陆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是我国东北地区植物区系的分布中心,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已发现野生植物2700余种,是北半球的一个大型物种基因库,也是中国“五大天然药库”之一。
孙域久向周繇介绍,由于我国早期缺乏对长白山区植物的相关研究,给这些植物命名的有不少是来这里探险的俄国人、日本人和德国人。这让周繇颇为困惑和愤怒,他问:“我们自己的珍贵资源,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命名?我们把他们命的名字改了不行吗?”孙域久回答说:“挺难!”
“我们自己的植物,要自己来研究和命名!”时年20岁的周繇许下了这样的承诺。
1983年12月毕业时面临前路的选择,周繇暗下决心:“哪里离长白山近,我就去哪里!”于是,长白山南麓、鸭绿江畔的吉林省长白县第一中学多了一位生物学教师,长白山里多了一行行年轻人探索植物奥秘的脚印。
周繇一边讲课,一边利用空余时间采集长白山植物标本,几年下来采集了1000多种。就在这样笨拙而执着的研究中,周繇在长白县多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对开蕨。
妻子黄杰还记得,当时周繇的课余时间全部被植物占满了。“他出门了,我就在家帮他做标本,用报纸吸干水分再阴干。后来家里满屋子都是植物标本必威。”
一晃十年过去。1993年,周繇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因为常年从事长白山植物研究,还帮助通化师范学院带实习生,这让该校时任生物系主任朱俊义注意到了这位淳朴能干的中学老师,并力主把只有专科学历的他调进生物系补充教学力量。
调到通化师院以后,尽管开始的身份只是实验员,但周繇非常满足,因为有大块时间可以跑野外考察。朱俊义也非常支持他,帮他申请了一些科研项目,还给他购买了照相机。
就这样,周繇正式走上了植物研究的道路,陆续发表了一批论文,还与同事朱俊义、于俊林合作,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中国长白山蝶类彩色图志》。
周繇说:“我肯将人生全部精力投入植物研究的事业,少不了一颗颗指路的明灯。”
周繇的第一位导师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徐克学。2000年,徐克学承担“中国高等植物数据库”项目,计划用3年时间拍完东北地区最典型植物。此时周繇已进入长白山科考50多次,对这里的植物分布非常熟悉。通过东北师范大学一位老师的推荐,徐克学在周繇陪同下走进了长白山。在这个“专业”向导的帮助下,原计划3年的拍摄任务只用两年就完成了。
这期间,在徐克学指导下,周繇明确了将植物资源考察拍摄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此后,徐克学还邀请、资助周繇跟自己到南方几个省份跑了两年,到访一些自然保护区。这些经历拓宽了周繇的眼界,提高了科研水平。
心向高山,方知前程高远。随着科研专业程度不断提高,周繇的学术成果和著作越来越多,也让他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到全国顶尖的植物学家。
周繇掐指算来,这些年帮助过他的“两院”院士先后有13位,其中4位已经过世。
周繇说,对他人生最重要的指引者是陈俊愉院士。他告诉周繇,中国植物资源在世界上排在第3位,生态类型等综合排第1位。被西方人誉为“一位最成功的植物涉猎者”的英国传教士威尔逊,曾在1899年至1911年间多次到中国考察,并出版发行了专著《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一书。“我很希望有人能够用清晰、鲜活、生动的照片来弥补过去植物书籍手绘线描的不足,以最佳状态把中国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陈老的殷殷嘱托,周繇一直铭记在心,这也跟他小时候的愿望不谋而合。
现在,周繇还经常在恍惚间想起陈俊愉院士与他交流时的情景,“陈院士已经逝世十年了,我还总是感觉他在微笑地看着我,鼓励我”。
“目前我做这份工作,感觉自己就是这些院士、专家的载体。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数码相机,留不下那些植物精彩的画面,只能通过手绘。”周繇总感觉有很多鼓励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
过去的阅读是“读书时代”,植物相关书籍多是用词语来形容一种植物的形态、颜色、特点、用途等信息。周繇认为,在数码相机出现后,植物研究进入了“读图时代”,因此他在撰写专著时特别重视图片的使用,有时一种植物就用几十张不重复的照片来展现。
为了拍出一张精美的照片,周繇可以半夜上山,等待朝阳下的林海;可以脱衣下河,寻找最佳的角度;可以独往深山、风餐露宿,找寻那一朵美丽的花。
“读图时代,一图胜千言。”周繇出版的专著,都是图文并茂,而且图片占四分之三甚至更多。比如,2023年出版的《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一套书就用了13858张照片。比如,《中国东北观赏植物彩色图志》中,“大花杓兰”的文字还不到1版,而图片就有39张,足足占了11个版面。他的每一本专著,都在保证科学性、知识性、学术性及普及性的前提下,注重观赏性和收藏性,让其成为读者永久的珍藏。
“照片要精美、精准、精细、精确、精致、精湛、经典,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对周繇来说,一张好的照片,时间、地点、角度、光线、位置、品相缺一不可,这六个要素高度统一的照片,才有资格放进他的书里,并且做到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精益求精。“最难拍的是植物群落,因为不好找。我总是希望拍全一些,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多年以前,陈俊愉院士曾对小有成绩而有点沾沾自喜的周繇说:“长白山是一个点,东北是一条线,全国才是一个面。”这句话周繇一直记在心里,“中国植物有3万至4万种,长白山才2000多种,拍完了长白山我要拍东北,拍完了东北要拍全国。”
于是,周繇给自己设计了“人生三部曲”:第一步他称为“四保临江”,计划50岁之前跑完长白山;第二步是“辽沈战役”,计划50岁到60岁跑完东北;第三步是“四野南下”,准备在60岁以后走出东北,去西北、西南、中南、华东……
“2000年9月26日,我到长白山北坡海拔1300米的原始森林去拍摄珍稀濒危植物——刺枝杜鹃。拍摄时,突然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袭来,我一抬头,看见一头黑熊直冲而来,我吓得闭上了眼睛。或许它察觉我没有什么威胁,才在距离仅有七八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转头离去……”
其实惊险的经历不胜枚举。遭遇毒蛇猛兽是常事,更要忍受蚊子、牛虻和蜱虫的侵扰。有一次,周繇从身上摘下来一百多只蜱虫(俗称“草爬子”)。他还先后遭遇7次车祸,其中2006年那次最严重,他坐的小车与一辆大型农用车辆迎面相撞,他大难不死,有如天佑。
支撑周繇一路走下来的,不仅有他小时候的立志和院士、专家们的期待,更有他“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豁达和浪漫。
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绝”的理念,40余年来,周繇只身一人在棕熊出没的大兴安岭林海中拍摄,在险象环生的长白山苔原带上穿行,在烈日炎炎的浑善克沙地中跋涉,在蚊子肆虐的呼伦贝尔草原上考察,在蜱虫觊觎的小兴安岭沼泽里采集,在牛虻猖獗的三江湿地里记录,在野狼成群的中蒙边境旁调研……每天背着2-3台专业单反相机,拍摄植物照片,收集植物数据,了解植物分布,调查植物生境,寻找植物群落必威。他先后用坏了10台专业照相机。
周繇外出科考主要靠自掏腰包,为此他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由于饮食没有规律,工作压力大,他患上了胆囊炎、肩周炎、肠炎、前列腺炎、高血压等疾病。他的真诚和事业心感动了一些好心人,帮他解决引路、食宿、交通等问题。就这样,他硬是靠双腿走遍了东北地区的每一个市、县(旗)及10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计拍摄野生植物照片45万余张,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科考拍摄,周繇成了“拼命三郎”。家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周繇每年都在胖与瘦之间来回“切换”:4月出门拍照时体重在200斤左右,在野外一跑半年,一般每天只正经吃一顿饭,回来就会瘦到150斤左右;冬季在家里日夜写作、校对书稿,有时一天要吃六七顿饭,半夜吃,睡前吃,很快又胖起来。到来年出门前,又会回到200斤左右。他习惯从凌晨一两点工作到早晨七八点,因为夜深人静时环境最好、没人打扰。
周繇科考并非游山玩水,很多人跟他上了一次山,就感觉太累、太枯燥,再也不去了。妻子黄杰曾跟着他走过一次,陪同中科院两位研究员考察植物。黄杰说,周繇走路很快,穿山越岭,不一会儿就没影了。而当他发现要拍摄的植物时,则不厌其烦,对着一棵小草,调换各种角度,反反复复地拍,能拍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我受不了那个苦,太孤单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他上山了。”
事实上,为了事业,周繇与家人都付出了很多。对黄杰来说,周繇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啥都指望不上。家里换了新房子,装修都是黄杰一个人管。快要入住了,周繇都能找错门。
2003年,黄杰做乳腺癌手术,正巧周繇在外地跑项目,没有赶回来陪同,两人为此还闹了别扭。但事情一过,就和好如初了。“这几十年,他一个人上山,吃了太多的苦,我也能理解他。”周繇的“四野南下”计划一出,黄杰就心凉了:“完了,这辈子也捞不着跟他游山玩水、享受晚年之乐了。”
周繇书房的椅子都是黄杰特制的。她说:“他回到家就是扎在书房写作、整理照片,一年要坐坏两把椅子。我把转椅下面的轮子拆下来,换成钢架了。”
周繇工作时需要安静,最怕打扰。他怕植物的数据写错了,点错一个小数点,写错一个字,把植物涉及的分量搞错了,尤其是涉及用药的,甚至可能死人。
周繇基本上没有业余生活,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也不唱歌跳舞……他一直用待机时间长的老式手机,只是最近三四年因为交流不便,才学会用智能手机。
或许是常年跑野外,一方面亲近自然,一方面锻炼体魄,62岁的周繇看起来仍然神采奕奕,面庞透着红晕。但只有他和妻子知道,40多年野外科考,使周繇落下了一身病:经常心脏偷停,带着药坚持上山;常年背着两三台沉重的相机,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在野外考察时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造成胆囊因疾病被摘除;多年的蚊虫叮咬,上山下河,还留下了一身的皮肤病,十分难捱。
然而,已经退休的周繇没有打算停下脚步,而是按照计划开启了“人生三部曲”的第三阶段——“四野南下”,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野外植物科考。他说:“带着院士们的嘱托,到75岁我要完成一部《中国经济植物彩色图志》,做到全书1000万字,彩色图片10万张,收录植物1万种。”
周繇的图书坚决不用其他人的照片,基本靠自己拍摄。他认为,网上的照片鱼目混珠、参差不齐,尤其是拍摄内容的角度及构图都非常值得商榷,再就是拍摄对象及光线有可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有的照片拍摄工具过于简陋。
有人建议他学习一下PS技术,对照片按着自己的意愿进行处理和整合。周繇婉言谢绝了,他说:“我的工作必须客观准确地反映出食用植物群落的自然状态和特点,我拍摄照片不是追求美轮美奂,而是要看清楚植物具体的解剖结构。”
在几十年科考基础上,周繇先后出版大型学术著作9部:其中长白山植物彩色图志4部,包括植物资源、观赏植物、食用植物;东北地区植物彩色图志5部,包括珍稀濒危植物、药用植物、湿地植物、树木、野花。
对于《中国长白山食用植物彩色图志》,科学出版社中心主任胡升华说:“周繇以罕见的执着、罕见的工作负荷、走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收获了罕见的成果。”
《东北树木彩色图志》被列为吉林省改革开放40周年40件重大成果之一,李文华院士评价:“这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又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它对东北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野生树木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保护无疑会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利用亲手拍摄的精美图片,周繇还出版了《东北野外观花手册》《吉林长白山观花手册》《黑龙江大兴安岭观花手册》《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吉林册》4部科普著作,让更多的读者欣赏大美东北的植物和花卉。
2022年,在周繇60周岁这一年,《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终于出版发行,次年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这部全9册、总重达25公斤的“大部头”,共550万字,收录了药用植物219科、801属,对东北地区的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系统介绍,并附医方5000多个,被誉为“现代东北版《本草纲目》”。它的出版,不仅是周繇对前半生植物科考成果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儿时心愿的一个完美答案。
他为此高兴地填词一首。写诗填词,是周繇休息大脑和记录心情的一种特殊方法。早年间他为了锻炼“笔头子”,曾到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听课2年多。他的诗词特点是真诚,充分体现了“诗言志”。
最早发现周繇的伯乐、现任通化师院院长朱俊义说:“周繇常年在野外记录和发现各种植物,没有在实验室里出成果快,但这样基础性的工作却是业界最缺的。他的很多成果都是三四十年的积累,这看似简单,但非有坚强毅力不能坚持下来。”
周繇曾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吉林省十大最美教师”“吉林好人”“中国好人”等很多荣誉称号,他教授的植物学被评为省级精品课。
周繇身高1米74,他的“小目标”是“著作等身”:个人独立出版的高端学术专著(院士主审、作序和撰写书评)超过自己的身高。他目前距离目标还有一点差距,等他正在编辑的东北观赏植物、东北食用植物两部专著出版就能“达标”了。
他最担心的就是严重透支的身体状况。在不外出考察的日子里,他关掉手机,减少应酬,蜗居在书房中,蜷曲在电脑前,每天至少工作18个小时,精心推敲每一段文字,反复遴选每一张照片,仔细核查每一个细节,认真校对每一个植物学名,默默承受着各种疾病的煎熬。一个深夜,他感慨地写下了《校对书稿偶感》: